圣妇罗依士(仁爱女修会副会祖)
圣妇罗依士出身贵族，1591年诞生。她还在襁褓中时，慈母去世。15岁时父亲逝世。
罗依士一度有意加入布森会，但是她的听告解司铎，见她身体太瘦弱，就劝她打消这个计划。
过了一个时期，家人为她成婚，丈夫是一个社会上很有地位的人，婚姻生活很美满。可是数年后丈夫突患重病，无治死亡。圣妇心内很懊丧。担忧这是因为自己不肯服从天主的圣召，才招致这种种的不幸。
此时，圣方济各·沙肋爵恰巧在巴黎，就给罗依士指点迷津，辅导她的灵修生活。丈夫死前，罗依士业已立定主意，今后决不再嫁，献身专为天主服务。不久，她感到内心平安。那时，她的听告解神师是圣味增爵。
圣味增爵在法国举办仁爱善会组织，以解救乡村农民扣病苦为宗旨。同时他召集了一批热心妇女，协助办理慈善事业。可是味增爵知道，举办慈善事业，必须有永久性的组织，方能长久维持。富贵人家的妇女，仅能挤出一部分时间，担任慈善工作。为了看护照顾贫苦的病人和孤儿，就须有大批能全日服务的女工作人员，而这些工作人员，又要由贤明的领袖领导，方能发挥充分的作用。
圣味增爵到处物色这样的领袖人物，到后来发现罗依士确是最理想的人选。罗依士的才能、圣德都高人一等。身体虽然衰弱，但不怕吃苦，而且她有最大的优点，虚怀若谷谦卑自下，把一切都归功于天主，从不夸耀自己。不久，举世闻名造福人类的仁爱女修会就正式成立了。
1633年，由罗依士管理的初学修女训导中心机构创立了。首批人会的初学修女共四人，姓名已失传。这个雏型组织，就如福音经上所说的芥菜子一般，不久蓬勃发展，成为活跃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味增爵仁爱女修会。
随着会务的发展，管理工作和内部组织日赴稳定。罗依士很早就表示要发修会圣愿。味增爵为郑重起见，暂时没同意。1634年，罗依士获准发了圣愿，正式起草了会章大纲。但修会要正式批准，还必须等待一段相当长的时间。
圣味增爵不断提醒修女们说：“你们应当将一切归于天主，把自己看作是给贫人服务的天主教妇女。病院就是你们的修院。你们修院的围墙是服从，修院的栅栏是敬畏天主的心，你们的面纱是圣善的谦逊。”三百年后的现在，人们看见仁爱会修女那顶锥形白色的大帽，灰色的长袍，不免会觉得有些奇怪。其实，当时的法国不列颠尼和诺曼底乡村，妇女的服装都是这样的，在人群中，别人根本分不出哪一位是仁爱会修女，哪一位是普通的村女子。
圣味增爵对一切外表的虚荣装饰，都深恶痛绝，甚至连普通的修会服装，也禁止仁爱会修女穿着，以免引起一般人的尊敬仰慕。从1642年起，味增爵准许仁爱会修女每年发贫穷、贞洁、服从三大圣愿。1651年仁爱会获得罗马的正式批准，隶属味增爵会神父监督。
仁爱会的工作一天比一天发达。巴黎著名的“天主医院”的大部分病人，均由仁爱会修女负责照顾。这个会除育婴堂收容弃婴外，同时举办了教育儿童的事业。
仁爱会的种种事业能如此顺利地发展，罗依士是最大的功臣。她虽然身体衰弱，但日夜辛勤服务，废寝忘食。巴黎大鼠疫期间，她冒着死亡的危险，看护病人。因职务的需要，她经常风尘仆仆，往返奔波，虽辛劳疲乏，却一概置之不顾。
在罗依士写给圣味增爵的书信中，她说只有两件事萦绕心头。常使她感到不安。第一件事是她每到一处，人们总对她表示热烈欢迎，她自以为德薄能浅，不应该贪图他人的赞誉。第二件是她的儿子弥额尔的操行，罗依士加入仁爱会后，就托味增爵照顾她爱子的灵魂。弥额尔虽无修道的圣召，可是他的生活完全符合圣教的规定。罗依士临死时，弥额尔带着妻子儿女到慈母的病榻前，接受了最后的祝福。
1660年3月15日，罗依士病逝。那时，味增爵已是一位八旬老人，体弱多病。罗依士渴望临终前和神师见最后一次面，但没有如愿。经过了多年的辛劳工作，罗依士协同味增爵创办的仁爱会，已有稳固的基础。所以，她精神上觉得很愉快，她对修女们的最后训言是：“全力为穷人服务。我的女儿们，敬爱穷人，要象你们敬爱基督一般。”
罗依士于1660年3月15日逝世，6个月后，圣味增爵也与世长辞了。罗依士于1934年荣列圣品。
圣格肋盂·浩卜
圣格肋孟被称为赎世主会的第二位会祖，因为这修会是他传往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。他出身贫穷，父亲是奥国的一个屠夫。格肋盂自幼有志弃俗修道，惜因家贫无力上学读书。年十五岁，在面包坊当学徒，后在卜罗克修院任面包师。院长见他颇堪造就，准他在修院攻读拉丁文。
院长死后，格肋孟一人独居隐修，后因约瑟皇帝下令，将全国隐修院一概封闭。格肋孟无奈，返维也纳重操故业，作面包师。一天，他在维也纳圣堂辅弥撒，弥撒毕，天降大雨，圣堂内适有两位远地来的女教友。格肋孟替她们雇车，交谈时，女客听出格肋孟有志修道，因家贫无力读书，慨然捐款，供他和他的朋友胡伯二人读书求学。
格肋孟和胡伯立即联袂赴罗马读书。其时赎世主会在罗马很发达，两人就申请入会。赎世主会的会祖还健在，他见这两位北方青年来人会，觉得很欣慰，因为他已预料两人将来要返奥国，创立分会。
公元1785年，格肋孟和胡伯领受铎品。那时格肋孟年已34岁，会方派他们往维也纳筹划设立分会。但奧国皇帝严格执行取缔各修会团体的诏令，已将耶稣会及属于其他修会的数百个修院一律封闭。两人折道往北方，推进教务。中途遇到公斯门，公斯门过去曾和格肋孟同往罗马朝圣，他乡相遇，交谈甚欢。格肋孟告诉公斯门拟往北方传教，公斯门自愿以辅理修士的身份，加入他们的传教队伍。
三人一路行来，到了华沙。华沙教务白耶稣会士被逐后，陷于停顿状态。教廷钦使便上书罗马，请求将三人暂留华沙，维持教务。他们就开始在华沙传教。由于教会经费奇缺，传教士的生活异常贫苦。晚间没有床，格肋孟和胡伯两位神父睡在桌子上，公斯门睡在椅子上。教士炊具是向邻人借来的。公斯门不会做饭，厨房事务由格肋孟神父兼任。最初，他们在街头讲道，后因政府禁止户外讲道，改在堂内举行。1789年至1808年，前后20年内，每日讲道五次，三次用波兰语，二次用德语。波兰信友的人数激增，誓反教徒和犹太教徒皈依圣教的不计其数。
除了传教以外，格肋孟还致力社会救济事业。波兰经过多年战事变乱，人民贫乏，谋生艰难。格肋孟开设了一所孤儿院，亲自出外募集捐款。有一天，他走进一家饭店向一个玩纸牌的赌徒募捐。那人朝他脸上吐一口痰。格肋孟面不改色，说道：“这是送给我个人的礼物，现在请你布施一些别的东西，为我的孤儿院。”这人后来悔罪，成了一个很热心的教友。
格肋孟也开设一所学校，并广建各种善会，负责维持他手创的慈善事业。他也派会士到各处传教，并在波兰、德国、瑞士建立分院。但由于当时的环境，这些分院未能长久延续。
经过了20年的辛劳工作，圣格肋孟在华沙一手创办的中心机构，也被迫封闭。那是因为拿破仑下令封闭各种修会事业。事先，有一位政府官员，秘密将封闭的通知告知赎世主会，所以会方有充分时间准备。1808年6月20日，官庭派人来封闭修院，并将修士解往沃得河畔堡垒监禁。可是赎世主会的工作，绝不因外界阻力而受影响。会士们在监狱内，向同监囚犯讲道，监狱门外也常有大批信友集会，聆听监内会士唱圣歌。当局无计可施，决定将他们释放出狱，强迫各人分别回归家乡，彻底解散修会的组织。圣格肋孟出狱后，在维也纳暂住，希望将来有机会，卷土重来再往波兰传教。
格肋孟在奥国边境，又一度被捕下狱。他到了维也纳，总主教委派他担任乌素林修女的神师和公共圣堂的院长神父。格肋盂在维也纳工作了12年，听告解、讲道、训诲信友，给维也纳教会带来了一股活泼的力量。他的告解亭，常挤满着人。其中贫穷的人也有，政府要员、大学教授也有。格肋盂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，可是学术界的权威都钦佩他的才学，向他请教。格肋孟全力提倡学术，他在维也纳创办了一座大学，训练了许多有名的司铎和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士。
格肋孟对病人异常关切，他常去探视病人，相传他生时共给两千人送终。
圣格肋盂的圣德和他的博爱精神虽博得众人的赞誉，可是官厅视他为眼中钉，严密监视他的一切行动。官厅报告愤怒地指出：“热心已成了一种普遍的风气，激勉信友热心的主要因素是告解亭。”的确，格肋孟主要是在听告解司铎和神师的职务中，对维也纳的信友发挥领导作用。人们称他为维也纳的宗徒，确非过誉。
官方忌嫉圣格肋孟的成功，一度禁止他讲道。反对他的人，诬指池是间谍。奧国宰相请皇帝驱逐他出境。可是皇帝(方济各一世)深知格肋孟是一个圣人，命令今后不许干涉赎世主会的活动，并表示考虑对赎世主会颁予法律上的承认。圣格肋孟的两大目标都快将实现。第一个目标是教会在日耳曼复兴，第二个目标是赎世主会能在日尔曼稳定发展。他虽然在生前来不及看到这两大目标的实现，可是他已心满意足，他说道：“我们耐心依靠天主。我死后，会务将蓬勃发展，分会遍设各地。”他的预言后来真的完全应验。
1819年，格肋盂身患重病，可是他仍照常工作。3月9日，他冒了大风雪，出门给一位亡者举行安所弥撒。弥撒中，几乎昏晕过去。回到修院，病势转重，6日后(3月15日)，与世长辞。出殡时，维也纳全城居民均来参加。1909年，荣列圣品。